無題

在傅柯以法文寫成的「何謂啟蒙？」一文裏，談到康德如何以法國大革命這個事件來思考何謂啟蒙這個問題。傅柯特別強調康德文章裏「事件」這個概念，簡單來說「事件」基本上意味著「事件」發生的某個時代的人們都參與了這個「事件」。換句話說，不論我們是否參與、贊成或反對，這個事件都使那個時代的人不得不思考它，不管從哪個角度或位置。康德定義的精確，他說大革命猶如一場「演出」，不論你是演員或觀眾，你都參與了這場「演出」。

每個時代有自己不同的劇碼在上演，不能因為其事件大小或悲壯程度而比較其重要與否。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如何面對這齣在眼前的戲碼，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當下，將成為怎樣的歷史。

近來，發生在週遭的戲碼可謂是接連不斷，挑動著每個文化及每個人心裏不同的意識型態。就台灣而言，是二次政黨輪替的實現。就一個正在學習民主的社會而言，二次政黨輪替顯示了人民選票的「真實性」，也就是人民會信任投票的政治行動，而站在這個「真實性」上，進一步在公共事務的有效表達上或推行更普遍的公民論談的形式便值得期待。

但是也不必因此把民主或投票神聖化，否則我們就失去批判它的眼光，而將之眷養成另一頭意識型態之惡獸。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指責，不去投票就是喪失自己的公民權，並且讓別人來決定自己的社會或國家。這個講法在早期剛實施民主的台灣是有效的，可以讓我們普羅大眾意識到民主與自己的切身關係。但是在近五年來的選舉，我們看到很多策略性的投票和癈票，是人民試圖要在這種太單一式的民主形式上表達一些不同的聲音，但是在政黨和政客們的眼裏卻都不見這種另類聲音的表達，用心去分析思考這種聲音，只是一昧的高呼自己拿了多少票，或只看支持的聲音而不見反對的聲音。（非單指任何單次選舉）或是，在被高喊為「神聖」的公投之後，似乎也不見任何對公投結果的分析與說明，是否納入決策考量等等，然而令人懷疑的是公投的從決定舉行到議題抵定的過程似乎總是過於草率而漸漸讓人們失去用公投決定公共議題的信心。若要重建人們對公投的信心，勢必要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相關措失才能重啟人們回到公投票箱前的意願。

近幾年，台灣的選舉從「反賄選」及強調「公民意識」的正向態度漸漸走向「台灣人」意識，剛要拙壯的民主新苗馬上進入嚴肅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複雜議題裏。每次的選舉都得思考一次是不是台灣人的問題，對自我進行族群認同的心理分析，對候選人進行族群認同心理分析同樣地也要對政黨進行族群認同的心理分析，每次選舉，全台灣像極一場批鬥大會或一場全島心理分析自白大會。真的，只要上上網站看到一些人發言都得先聲明自己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或說出自己的政治立場免得被人貼上顔色標簽，就不得不承認這個「台灣人」起乩大典，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巳然在全台起乩。台灣人，這個問題化的對象隨著四屆本省人總統的執政得到其論述位置及存在的合法性。它隨著對極權政府、外來政權的反抗、台灣主權的爭取等一連串論述而得以成形，它一方面是選舉時方便、明確、好用的口號外，它另一方面卻又象徵著台灣人民主權的核心價值。它即民主又民粹。這個複雜議題在近五年來似乎逐漸走到一個荒腔走板的地步，人們變得很難批評公共議題，一發言就惟恐被貼標簽。堅持某種價值是一種「美」，但是若人們不敢再批評政策或公共議題，或許不見得是件「美」事。

然而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台灣人」這個問題近幾年在台灣形成的問題化作用倒也不全是負面的民粹意識形態，因為台灣人第一次有那麼長的時間與自由好好思考台灣人的意義，但是相對地，我們也不得思考中國人的意義。這個東西不是簡單的用一種地理概念的分化或民族語言文化的分享或差異就可以簡單定調的，台灣人的意義是如此複雜，就好像在大陸的中國人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也得重新思考中國人的定義。這個東西似乎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的文化習題，我們深深陷在自身的歷史性與不同於過去條件的當下之間，我們的論述如搓揉的麻繩般彼此糾纏卻又層層分明，我們的社會有經歷二戰的一代、有經歷經濟奇蹟的一代、有經歷逐漸民主開放的一代、還有正要面臨全球化的一代等等，我們文化裏的核心價值會隨著每一代的當下環境與條件產生或多或少的位移與滑動。在我們高喊著台灣人作為台灣社會內的最高價值時，也許來日將會被世界公民或地球公民的價值所取代。

其實在全球化的經濟概念下，世界公民的口號呼之欲出。（當然這還是一段很漫長的路）既然如此，我們當然也能放眼世界提出一種在環保概念下的地球公民概念。很多國際上的問題都不再是以國籍、種族等概念就足以涵括的，很多的對立只是某種論述的簡單化約，然而在世界史的歷史教訓下，這些近乎意識形態的對立，不斷地加強人類的痛苦，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有深切的反省。（但是我相信這也不是短時間內擺脫的掉的）近來，在國際上有關北京奧運與中國對西藏的人權問題仍沸沸揚揚的爭執不休。 做為一個台灣人，看北京奧運與西藏問題則是很複雜的。在國際上，中國政府與西藏問題的爭議在於新聞來源的封閉性，中國禁止國外媒體在西藏的採訪，使得外媒在資訊不公開的情況下，只能使用一些週邊消息、圖片與影片，甚至有中國學生（不知是否海外）組織網站駁斥國外新聞的不公正與失真報導，對於媒體，報導不實是無法建立其媒體的公信力，然而，目前西藏問題的急迫性不再於爭論誰說的是真的，而是如何平息這場「風暴」（目前我們在資訊不公開的情況下，實在不知該用什麼詞來說西藏事件）。

國際上，是否杯葛奧運成了熱門話題，然而達賴喇嘛卻呼籲各界不要杯葛奧運，其實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呼籲而非唱高調，因為中國人在國內原則上是接受單一口徑的官方報導，而國外報導又苦於無資料來源，因此一旦發起抵制奧運，只會造成中國人與藏人的仇恨加深，藏人並無法在這次國際聲援中得到實質的幫助。但是難道要坐視不管？也不一定如此，抵制聲浪也可以轉為支持聲浪，支持中共高層與達賴喇嘛的對談或協商也是其中一條路。記得看過德蕾莎修女說過一句話：「不要叫我去參加反戰的示威遊行，等你們要支持和平時再找我去吧。」同樣一件事，兩種想法所產生的情緒卻很不同。我希望中國不要在各界壓力舉行奧運，更不希望中國在各界壓力下可能以高壓方式處理西藏問題。然而現在各界的抗議聲浪，使得在有些中國人民心裏開始凝聚民族意識以抗外界聲浪，這種對抗似乎就要模糊西藏問題，而使其無疾而終。然而如果中國政府這次能把握機會重新建立與西藏關係，並好好舉辦奧運，將會為其「改革開放」奠定良好基礎，畢竟一個開放社會是要能容許不同聲音的，西藏問題雖是危機但不啻是個轉機。

我們的時代除了仍然面對著人權問題外，同時間衝擊我們的還有全球經濟、環境甚至糧食問題又重新回來了。我們除了以地域標誌某一部分的身份認同外，也同時會在這些全球問題下被指認為要對這些問題負責的主體，期待一種地球公民時代論述的來臨。

「我所寫的不過是虛構。」﹣﹣傅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