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遇,句點。
終於還是寫到這個詞了啊。如果不寫,它就會持續地、頑固地、莫名地、歇斯底裡地反回建築一條清晰可見的懷疑線索,彷彿有那麼回事。
愛情裏,最香豔刺激的情欲畫面,最懸疑地推理情節不是該屬「外遇」奪冠。
因此可能可以有這樣的標題,我是談了戀愛才學會當偵探的或我是談了戀愛才學會三p(或Np)的。
外來者,誰是外來者?
武昌起「義」,誰是義,誰又不義,古語有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句話竟把複雜累世的恩怨一針見血的道盡。
一次,朋友向我解釋武昌起「義」應該寫作武昌起「事」,那時不是很懂,以為那很政治,以為那很左派,以為那只是文字遊戲,以為那離我很遠。
奇怪,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起義」這個字眼竟讓我過敏起來,原來我讀的是「成者為王」的「王」寫的歷史啊,王權為了強調自己的合法性、正統性所以任何以他們為首的事件都被寫成了「義」、寫成了「烈士」,而那些「不義的」,則是腐敗不堪、沒知識、沒文化、沒水準,還有很多沒「XX」可以推衍下去,總之是我們所不認識的,因為沒有認識的必要,那高揚否定的口吻中潛伏著對危險的恐懼。
因此,示威民眾永遠被執政權力詮釋成「暴民」、「違法亂紀」,詮釋權與傳播權都在執法者手上,「義」字抖大地以血染在揮舞執法的旗幟上。
對所謂的「元配」(男/女適用)而言,第三者當然是外來者,是新到的,是不屬於的,因此我們有許多形容第三者的醜陋詞彙,好妖魔化那個不屬於此的。像咒語式的,希望持咒以讓惡靈自退。
然而對正火熱的新情侶而言,元配才是第三者,不是外來的卻是不屬於的,仍具合法性卻是過時的,因此「推翻」,以愛情之名,革命吧!
愛情何其無辜,它眷顧所有人,卻不幸成了淚海。
自由何其無辜,它賜翼所有人,卻不幸成了血海。
何其尷尬,元配在自己的居宅裏卻被指為不屬於此,被新「正名」的愛侶。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追趕、被逼到走頭無路、被指為異鄉人,「台灣人」是也,「原住民」是也。
因此,對「義」字一詞的使用儘管不操之在我,但至少對它的認識卻盡其在我,字詞的使用總是具有政治性,說話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即使以作者身分極力否認,那立場卻是當下立判的。因此,顯然有一套字詞政治學環伺左右,詞語給出的不只是想像還有其背後纏累數世紀的使用淵源,突然之間,那吵雜聲是如此寂寞,沒有人真的在說話,因為能說的都被說完了。而那沉默是如此安慰人心。
所以,我不知道誰是誰的第三者,誰的版本的第三者,而我又如何執取「正義」之劍、又要征討誰。如果我是元配又是外遇者又成為第三者,那麼...,所以有「花樣年華」這樣的電影為我們開啟新想像的可能。於是你只能噤聲在那愛欲流動的瞬間,眼看悲傷從自己和佯裝為愛侶的眼底升起,你們明白了也沈默了。
新愛侶開啟了一塊新的滋養愛苗的空間,在那裏歷史就要改寫,一段外來殖民史卻便成冒險進取拓荒史,曾經與「元配」築夢的承諾如今讓渡與「新」元配,承諾與愛情實踐是一整套愛情修煉技術,而人在裏面似乎顯得不再重要,我們不斷地成為別人修煉愛情的對象,而自己也不斷地在陌生臉孔裏精進愛情技術,隱隱期待著的,倒底是什麼。
愛情似乎成了可以概括我們個別性的抽象運動,我們、男人、女人、人、感情等等似乎也是一個個可以被抽象的物體。解釋我們的,是那些規則、形式、運動,似乎離「大同世界」的美麗新世界不遠了,一旦我們可以抽象化所有事物,再來就是找到在其中的運動規則就好了。
友人X研究海德格,常有機會聽她講述海德格的思想。一次她提到海德格把伽利略視為一個「人與物之間的理解關係」轉變的重要人物,自古希臘起,人與物的關係向來是使用與知識不分家的理解與對待,對物的理解也是和其特性一起指認的,也就是說物的特殊性尚未被完全離析脫離其存在,然而自伽利略把物以運動規律來解釋起,物是什麼變得不重要了,石頭和羽毛的表面差別不重要,它的運動形式/規律才是得以說明其本質的「真理」。
突然之間,我好像才知道那縈擾海德格不去的形上學暗影是什麼,而他不厭其煩地去提醒我們「存有」以及人與物之間關係的龐大分析,其實都是為了試圖還「存在」其特殊性,即便我們再如何的相近、相似、同源,仍有那百分之一甚或千分之一的微細差別,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們的特殊性即合法化其存在。
這個想法竟無厘頭的來到愛情的關係裏。當戀人彼此為彼此相異的過去而煩惱不巳,恨不能成為彼此的唯一與全部時,其實就是在抽象彼此的特殊性存在。處在愛情譫妄下的戀人,執拗地要以先驗的「愛」格式化彼此,然而同時又恐懼於自己做為對方的「愛情物」會落作可重覆性、可抽取性、可替代性等矛盾情境。我想這是康德理性限度的愛情難題,而試圖走出康德的傅柯則試圖宣稱,愛情「知識」(愛情論述)是做出來的,是體驗過的言說而非以言說來指認愛情。
因此,也許我們漸漸走到一條有出口的路上,那個試圖關起戀人的封閉迴圈似乎正被解扣,在一個奇異的、混亂的話語雜交過程中,鈕扣「㕷!」的解開了,而原來支持封閉系統的言說正被一隻幽默之眼凝視著(雖然,或許仍不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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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書寫看似打開某扇通道大門卻又同時把人關在那甬道之中呢?書寫真的可以從地獄中走出來嗎?(懷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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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說法,讓我想到,我以前寫過的那些怪詩。大學的時候,我的對方(我堅持不稱愛人,哈),疑似迷戀上另一個人;我很快地察覺,但不動聲色,我在慢慢地揣摩該怎麼處理。就是這段時間,我忽然體悟到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悲憤心情、扭曲的國族認同和不斷自我流亡的心理;幾乎是「感同身受」。於是,我寫出了幾首「反殖民」詩;我因為戀情困境,竟得以跳躍理解另一個時空的台灣困境。
如果,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處境,成了我的困境的一種象徵;那麼,假使他們曾走出歷史迷宮,那我也能得救。可是,他們的命運乖舛,脫離了日本人,又遇上大陸來的「自己人」;他們忍受禁止說話、生命威脅、被政權從歷史中塗抹去,直到今天,這種「冤屈」還不算得到真正的平反(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做的真糟)。就因為這樣,那時後,我既不談判也不聽解釋,直接跟對方宣告分手;我感到我的強硬作風,有出了一口怨氣(連日治時代的老前輩的份一起);然後,和那些「老鬼」一起落入主體邊緣化的哀傷情境中。
若抽離出那些「類比情境」,我的想法和行為,將令我非常不解。個人如何能背負時代,時代如何能影響於個人?想來,有可能是這些類比情境、某種動力的運作方式,在趨迫個體反應社會、時代和歷史。
忘了是誰說的,他在晚餐的蕃茄炒蛋中,品嚐到政治的味道:蕃茄是婆婆切的,菜是媳婦炒的;而這二個人經常在廚房中較勁。他覺得,他食用了一盤藍綠黨爭,並且感到消化不良(成了時代的受害者)。
(那麼,如果我身心皆認同了某種解放的或狂飆的歷史,我的感情生活是不是也就能比照辦理?)
真好玩。
令人突然精神一掁的回應。
我還想著是不是自己胡亂扯想太多,有人理解真好。
哪天精神來了應該來研究傅柯的愛情史,那時他在瑞典而愛人則在巴黎,那些無以投遞的熱情是否也偷偷轉移至瘋狂史巴洛克式、詩人式的語言之中呢?
至於比照辦理的問題,我想那是一種在個人體內,精神性與物質性的對抗,這也是這幾天我忽而有走出迷宮的暢快感、忽而又陷入有限性的沉滯感的矛盾情境。
我會變成這樣,(難道)都是傅柯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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