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9

[法國學運_LRU] 波三大罷課以及價值隨想



還有誰會問關於價值的問題?
談價值勢必涉及意義,談意義?你想太多。

開始一點一滴讀著法文的傅柯後,每讀一點就增加一點焦慮,想把其著作讀完的焦慮沒有因為累積的閱讀量而感到減緩,反而只是不斷發現還有什麼沒讀到,本來是在不同年份、不同形式作品間不斷啃食、接著是在不同哲學家間、甚至在不同領域間,最後只剩追逐。追逐閱讀量的焦慮取代了讀其中內容的樂趣,匆匆地掌握了文章的主旨後便急忙地開始另一篇,在每一篇文章的起始處便植入何時可以讀完、何時可以開始下一篇的焦慮感,最後原本對自己充滿趣味與生機的文字,都只是化為知識、教條的累積,它在我的焦慮中乾枯、變得索然無味甚至死亡。

在量的追逐過程中,開始尋找有效的、快速的方法並篩選有用的文章與內容,我開始問自己的是讀了幾篇了、還有什麼會用到的概念在哪裹、哪些文章可以組成一個章節等等。其中,哲學之於我的意義巳被化約為數量與用途,而在量的追逐上是永無止息的所以正確的決定其有用或無用是使這浩浩學海的漫遊稍息的方法。別問哲學之於我的意義,我只知道量與用途之於我的重要意義。常常我們就是在此敗下陣來,如果我們不再問自己意義與價值,我們就會成為追求「成就」的奴隸,奴隸的狀態就是枯燥乏味、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因此所做的事看起來便是如此蒼白,沒有生命力。

我們常說現代社會過度發展所以導致各種的失衡。是科學不好、是資本主義不好、是國家制度不好、是全球化不好等,其實不是某一種什麼具有本質上的「不好」或「惡」的東西決定了這種失衡,而是我們把目標放錯位置了。我們遺忘了價值,遺忘了我們想要的,並且也不再問什麼是我們想要的,而是去問什麼是我們可以改良的?這個問題看似合理,其實隱含著許多的不合理於其中。這個不合理不是問題本身,而是這個問題問久了,便不自覺地被它化約成價值本身。

怎麼樣更快?怎麼樣更有效?有什麼成效、有什麼用途、有什麼好處?有沒有更好?

這些問題原本是工具、是方法,但曾幾何時,它們取代了我們所追求的價值本身,我們被自己的工具給化約,更快、更有效成了我們的價值,漸漸地我們忘了為什麼要更快、更有效,是要換取什麼。因為遺忘,所以我們就乾脆把這個更快、更有效當成價值來追求吧。(感覺海德格飄過)

因此一個大學應該要有很高素質的教授,什麼是高素質,很多著作、獎項、會議等,這些又化約成量,量化沒有什麼不好,有時在某些說明上,能讓我們清楚的看見一些模糊的情況,問題就如上所說,量化不該化約成一所大學的價值。量化帶來某種好處、可以更有效、更快地看出一所大學是否具有「競爭力」,這些好處是幫忙實現這個價值,但是它畢竟不是價值本身,大學的價值是什麼?如果我們忘了,那就借由發問、書寫與探討,讓我們想起來吧。

找到意外拍下的教室一角,這是同一個教室,黑板上的一角寫著德勒茲和他與瓜德里和寫的千重台,當時看到的感覺是,啊!我在法國啊!德勒茲以法文的姿態出現在法國大學的教室黑板上是理所當然的啊。就在自我沈醉同時,意外瞥見另一角有著歪斜的日文句子,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喜歡日文,這真是一種有趣的感覺。看著外國人學外語,看著自己學法語,看著大家學各種語言,學習語言才會看到不同表達方式,不同表達方式又是如何地呈現不同文化的思考方式及不同的存在形式,巴比倫之塔不是單靠操相同語言即可建成,它還要彼此適應、學習、理解、寛容不同的工作方式與態度。(光是搞這個就把人類搞得不亦亂乎了,沒時間去想蓋塔的事了。)



















現在法國很多大學都在進行罷課的活動以抗議大學改革法案。這個禮拜我們學校(波三大)的活動是到處去上課。在劇院前上課、在市府前上課、在電車站上課、在戲院上課等。
禮拜一我老闆就是在當地很有名的電影院Utopia上課(這是個有很多紀錄片、獨立電影以及各種討論活動舉行的舊教堂改成的戲院 ),他談了公民化與外來者的相容問題,外來者也是他這學期上課主題,這次主題是,誰是公民?誰可以從事政治(這裏定義的是partagé sensible,共感,擁有共同的感受的)?最後他以Rancière對柏拉圖Platon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e的政治篇的探討所得出的結論做為與外來者這一主題相連的渠道。在Rancière(註1)的結論中,他說任何人都可以參與政治。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外來者(外國人)的問題,便可以得出外來者也可以參與國內的政治,而為了要讓他們得以參與,就需要一些機構,例如廣設語言課程,以使他們能夠參與等等。

休息時間,我們去電影院外發傳單,說明我們正在做的罷課行動是基於什麼理念,為什麼這個大學改革要反對,這不只關係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它關係的是我們未來孩子受教育的品質,以及會在什麼環境下學習,這不單是一個大學改革使其更有效率、更國際化或更具競爭力的問題,它是一個價值的探問,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大學。

大學是個文化場所,它讓我們可以在這裹學到關於我們人類活動的各種經驗。基於這個文化的概念,所以波三大的師生們發起在戶外上課的活動,坐B 線電車,你會看到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每個人拿著紙筆記筆記,有的人則拿著「波三大課程 cours de Bordeaux 3」字樣的A4紙,而在市府前則有一大群人圍坐在石板地上,專心聽著拿著擴音機上課的教授說話。別以為這很浪漫又愜意,禮拜一很冷,待在戶外有如待在冷藏室,再加上風一吹,簡直是只有「冷冽」二字足以形容∼ 。

這種積極的抗議行動,首先當然是為了讓人看見,但是這個看見又不是上街遊行那種直接的看見,它的看見是一場演出,透過這個呈現,我們會對它也對自己提出問題。不管什麼,例如,當我坐電車看到那群上課學生時,我就很直覺地想「難怪要蓋專門讓人讀書的建築物,否則外面颳風下雨的怎麼上課。」後來,又想,「如果大學只是各種專門技術養成所的話,那麼那些真正對人類各種活動感興趣的人們就只好在外面,像這樣以小群體的方式自主的研究與學習了。」總之,這個行動邀請其他思考的參與,這不是一項需要提交的報告,但它是對自己的發問,讓我們不那麼理所當然的看待大學改革、學生抗議,它是一個我們一起活著的地方的共同問題,只要我們試著對自己提出問題,就會發現一切都不那麼的「名正言順」。

一個問題一旦開始,它就會開始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它會把你帶到你從沒想過的地方去,然後把你想都沒想過可以連在一起的東西巧妙地接合在一起,你跟著它上天下海,猶如一場尤利西斯之旅,回來之後,你就不再是那個出發前的你了,這也是莒哈絲和傅柯提到書寫帶來的魔力。所有獨一無二的經驗就只等著你,出發。

為什麼是獨一無二?莒哈絲說到,「書寫是沒有參照的」要靠著紙筆去完成一個連作者都未知的領域,它要如何參照,參照什麼。就如同我們的生命其實也是沒得參照的,但是我們卻一直要模仿別人,以為那樣才是幸福人生。以為王子和公主都很快樂。於是一直比較與模仿,一直比較,結果把自己的人生化約成了一連串的比較,甚至還變成了比較機,我沒有他多、他沒有我好、我少他一些、他快我一些,等到有一天,比不下去了,或沒得比了呢?是不是得回到「我是誰?」「我要幹嘛?」或「我到底在幹嘛?」的問題,存在基本問題,開始答題,時間:到死之前。評分標準:能不能「接受」自己走完一生來到生命終點。簡單來說就是「好死」。

想太多,其實一點也不多,這個想太多不是操心著各種比較的想,不是用來想「我還有什麼別人有的,我還沒有」也不是「我比起他來還是不行」這些事的,想太多是用來真誠的想一個問題用的,這時想太多不是負擔反而會更看清楚許多自己和別人以及我們所形成的社會之間的各種問題,看得清楚,自然活得從容些。除了看清楚以外,想太多也會減輕負擔,它把我們對於生命那些真正「不切實際」的追求,一個一個抖掉,拿掉體內與別人比較的那根堅硬的參照軸,讓我們能如老子所說的用柔軟的身心去活、去感受。想太多,最終是為了讓我們想很少。從心所欲而不踰矩。

就如Montaigne蒙田那厚厚的蒙田隨筆,在那麼多的對生命、人、社會等各種現象的思考後,他最後說的只是,我的生命就是一個作品。一個曾經存在又消滅的生命,一個惟一的,只有他自己體驗過的一道力量。

哇,終於覺得過癮了,不想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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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Jacques Rancière, 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 1983. 這本書討論一個有趣的問題,誰可以做哲學?這個問題由柏拉圖提出並給予一個完整的解釋,作者在此說柏拉圖說了一個「很美的謊言」以讓大家各安其位好好工作,並於其上建立其理想國的秩序。這個美麗的謊言是這樣說的,「神靈給了哲學家黃金般的靈魂,給了工匠鐵般的靈魂。如果鞋匠只專心照顧好他的鞋子,那麼城邦將會處於一種有序中,並且保護哲學不受「私生子」的好奇給混雜。」摘自此書封底。作者因此要問,如何能授權思考?如何能把自己建構成思想主體?(comment peuvent s'autoriser à penser, se constituer en sujets de pensée ceux dont ce n'est pas l'affaire? 後面不太會翻)隨著這個問題,作者帶領我們思考社會中階級劃分的價值與群體生活的公平性如何在政治這個議題裹被思考,所以他說,「第一個哲學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誰能做哲學?(誰能愛智慧?)」書底封面。

在社會裹,我們常被我們所處的社會位置被評定我們的價值,社會如此評定我們、專家如此評定我們、別人如此評定我們、我們也跟著如此評定自己、然後我們也就不名所以、理所當然地如此評定他人。然後大家一起活在一種不名所以的價值裏,像天竺鼠跑的鐵圈,無法停止。

我也是如此糾著自己不放,認為家境不好,不該學畫畫,不該學哲學,不該寫詩,不該對人生懷有過分浪漫的夢想、不該去玩、不該吃美食、有一萬萬個不該,除了工作,對,工作、工作,工作是窮人惟一的救贖,是天職,是對自己負責,是對家庭負責,是對社會負責。倒底是誰規定的?(大吼)對,這就是這本書要問的問題。透過對此問題的思考,我們可以看到認同是如何的產生,我們如何認同自己是一個某某社會角色,因此將此一角色該有的行為舉止甚至思考方式全複製在自己身上,在這一層又一層的專家學者的理論之下,你來不及也看不清你自己,甚至還被禁止,然後就這樣累趴趴地在一團迷霧裏結束一生,懞懂地來朦朧地去。

難怪佛教裡說,佛,指的是覺悟之人,不是別的什麼了不起的什麼,只是一個看清楚問題是如何產生的人,因為知道問題是這樣來的,所以不再做會讓問題發生的事或那樣思考。

所有的真實總是如此簡單,但是也因此容易被覆蓋,容易被遺忘,如呼吸、如水、如空氣。直到問題發生,因為簡單到看不見的東西,就又會成為看得見的問題對象了。如果我們可以一直凝視簡單,我們就會活得很真實。然而這個凝視需要多大的力量,惟有體驗過的人才知道,就像莒哈絲和村上春樹都對書寫提出這樣的看法,「你要比你所寫的東西強」,凝視需要體力與精神力,不是為了與某種什麼對抗的力量,只是一種能持續下去的力量。(莒哈絲《寫作》/村上春樹 《關於跑步我說得其實是》)

3 則留言:

Anna Chen 提到...

「如何能授權思考?如何能把自己建構成思想主體?」這很有意思。

以前在南華的亞太所旁聽過一位年輕老師的課,她是作外籍新娘研究的。當她講到外來族群面臨的政治參與、主權發聲的問題時,我問她:知識份子替外來族群代言的立場是什麼?他不會陷入某種身份分裂嗎?外籍新娘為什麼沒有能力自己發言?老師的回答是:外籍新娘通常知識不足,因此知識份子有責任替無法運用本國文化資產的階層辯護。說到知識份子的立場時,老師也有點猶豫了。她承認代言是一種干涉,但是,現階段她想不出比代言更好的行動。

讀了妳翻譯的那一段,我倒有點懂了;代言只是治標但不治本。外籍新娘也可以自己站出來,但是沒「高人」指點的話,她們會連怎麼向媒體表達自己的困境都有問題。在這個發言困難、貌同弱勢的表象之後,隱伏的是封閉的階層意識和被剝奪思考權的徬徨。無權思考、怠惰於思考和索性不思考,這似乎是某種社會集體潛意識造成的連鎖。如果不去解開這種連鎖,只是訴諸抗爭(當然,運動是不可免的),那知識份子的代言立場是可被質疑的:他可能和大眾沒兩樣,都認為外籍新娘屬於難以翻轉的社會階層,需要無盡的援助。或者說,這個問題的本質就在於思考,真正的思考。當一個社會的公民都能夠以思考來取代盲目服從或反服從,「弱勢」這個名詞就可以淡化了吧。

(突然想到,不如來教唆下一個想結婚的人,記得在契約裡補上一條:若甲方嚴重妨礙乙方思考之自由,乙方有權提出離異,並得依契約獲部分補償! XD)。

artemis 提到...

那還真是年代久遠啊,南華時代。
不過妳的問題之前也一直是我的問題,倒底知識份子的代言,意味著什麼,甚至許多在西方世界對殖民研究很有名的西方學者的為被殖民國家的發聲又意味著什麼?也就是我們的世界仍是對具有權力、地位,簡單來講就是有資格講話的人講出來的才有道理,沒資格講話的人即使講得有道理也因為他的不具資格而使得它的話不被承認,也就是說連被討論對錯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也一直很懷疑所謂知識份子為弱勢發聲的說法。不是弱勢不能講不會講而是沒有地方要讓他講或沒有人要聽他講,所以知識份子不是要為弱勢發言,而是要為弱勢爭取一個社會發言空間,然後讓他講。這讓我想起來,我在翻一小篇傅柯在監獄運動時發言的一小段話,他說我現在在這裡不是以傅柯的身分講話而是出讓我的身體讓那些被禁聲的話語出現,然後他唸一封獄友的信。因此,知識份子和所謂弱勢是一種合作關係,身體(或說身分所享有的社會空間)與話語(沈默的話語)的合作。

要感謝你提到這個例子,讓我在打字同時又想清楚一些事。

但是在社會運動中知識份子的出現也有另一層意義,即純然為己的,不是為他人的,這個為己的意思指的是為了自己所相信的理念或真理,而投入運動本身。這就很感覺很康德了。

這個婚姻條款不錯,不過在技術上可能會是很大的難題,如何證明甲方限制或防礙乙方思考?測謊機?

artemis 提到...

妳後面說得對,我們要強調每個人都有能力思考,但是也許沒有思考的條件,有時是語言、時間等限制,但至少沒有人是不能思考的(腦部受傷除外?)


原來 「人人都可以成佛」 是一則政治命題。好像蠻值得把道元(是他說的嗎?)禪師的推論拿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