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運_LRU] 罷課活動之四＿文學咖啡可頌廣場（下）

﹣﹣續上篇﹣﹣

好，其實我是要講今天文學課上了什麼。這堂課以Pascale Casanova «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 lettres » 《文學共和國》為主要閱讀書籍，是以探討我們今日所謂的「文學」是怎麼來的及其作用為主題的書 ，並輔以Benedict Anderson « L’imaginaire national »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散布》， 吳叡人譯，1999，《台北：時報。 》 今天大致講了語言的政治運動，從文藝復興開始，各地的語言試圖一反抗之姿和當時掌握政教大權的拉丁文爭一席之地，當時的人文主義要對抗的就是教廷，而講其他語言就是一個重要區辨手勢。因此我們講了這個爭權角力史，然而講非拉丁文，例如講法文，不只是要講法文，而是要讓法文變成一個思想語言，要讓它深入到社會高層階級裏去，如用法文寫詩，用法文寫訴狀，用法文表達思想，用法文教授知識，這就語言的政治行動，也惟有透過這方方面面的政治行動，才能使語言成為一能自我繁衍的有機體。而一開始，它被強調出來只是為了做為某個與最大權力（拉丁文）相抗衡的物，它的出現決不是因為它本身獨有特具的個性，而是某種歷史條件與某種策略的載體。而一門語言要從方言的使用層級晉升到知識語言的層級，其中必得經由「文學」大火做為粹煉之途徑，使其成為能表達精確思想、情感的細緻語言。另一方面，機構化也是一不可或缺的實體途徑。在François premier 法國國王弗宏斯瓦一世時便為法文的鞏固地位設立了重要機構，其中首推「皇家學院」（Collège Royale）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後改名的「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這個五百多年歷史的老機構。另外則是，法國國家圖書館 （BNF）。另外要特別點出來的是，這個語言政治運動，其實即蘊含了國王勢力與教皇勢力的暗中較勁。而在各國國王之間，又有各國語言的較勁，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文算是取得空前的優勢，所有思想、繪畫、文學等都在義大利，當時屈居第二的法文，也就是弗宏斯瓦一世時，就禮賢下士，引進大量人文的東西進來，並延攬達文西來法國為法國設計建築、繪畫等各種文化活動。聽到這裏，便與當初參加波提耶語言班舉辦的羅亞爾河城堡一日遊的記憶重疊了。導遊為我們解釋弗宏斯瓦一世多喜歡達文西，又帶我們看達文西在城堡內設計的雙螺旋梯等等等，當時還暗自設想弗宏斯瓦真是個有人文氣息的國王啊！現在加入了權力、策略的觀點，又覺得這友誼還真不單純啊。總之為了要豐富法文，就必須製造多方面文化體驗，產生語言描述。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有其語言傳統，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它仍承繼了些拉丁字詞，但是這字詞必須被轉化，它不是單純的模仿、複製，而是在自己的文化體驗上從原有字義轉化成特有的法文字義，於是法文的豐富性就在這轉化過程中不斷增生。

有趣的是，雖然大家都想脫離老爸老媽（拉丁文）的管控早日離家自主、自由（各國語言），然而，卻沒想到「神」的使者們還是只說拉丁文，這下可好，各自操著自己國家語言的普羅大眾，上了教堂，神甫們咕嚕大半天，竟沒一句聽得懂，這怎麼得了。一來是人們無法辨別這神甫是真神甫還是假神甫；二來人們上教堂雖說是想在教堂的氛圍裏圖個清靜與安心，但撫慰人心的宗教語言仍很重要，聽不懂怎麼可以。於是後來就有了宗教改革，認為普羅大眾也有權力懂「神」的語言，或反過來說，「神」的語言就是要讓人懂的，所以應該用人們懂的方式表達出來。

插個話，一開始在講拉丁文成為歐洲全盛語言時，教授問我說，這應該還是比中國晚很多吧？我說我不知道，不知道的是中國以前是講什麼話，後來想到他指的該不會是秦朝的統一文字吧？好，就算是，我也不知道那是西元幾年。

接著，就談到十八世紀，法語終於成為全歐通行語言，意即文學、思想、教育、翻譯、知識份子交流等各方面都掌握的語言。之前，笛卡兒，第一個用法文寫作的哲學家，洛克，用英文。這樣的行為基本上就是對拉丁文執掌思想大權的地位給否認了。試想，如同今日，在學院教授都跟你強調原文、原典的重要性時，你竟自用台語或客語或原住民語寫了哲學大全，想作為博士畢業論文，那不是一種挑釁是什麼？不是一種政治行動是什麼？（真酷，我現在是還寫不出來啦，台語版的「書寫實踐，思想實踐」不過，蠻有意思的）1683年，開始有第一所學校用法語授課。（我們有客語授課，台語授課！？）就是這樣，一枝草，一點露地來到十八世紀，法語躍升歐陸語言寶座。注意，即便如此英國仍過著與歐陸不合睦的生活，在海洋一頭，自顧自地講著他們的英語。難怪，我們有一個哲學系老師，教分析的，老勸學生要讀英文，不要以為自己還活在十八世紀。不知他說這話時，心中是否五味雜陳。現在是英文的世紀，而人們總預言著未來會是中文的世紀。那又如何，我都巳經學了法文和英文了，逝去的歲月會因為中文成為強勢語言就還給我嗎？離題，回來。

老師舉了一些這時期有名的非法國人但以法文書寫的例子，如德國人Dholbach（拼法可能有誤）、 德人Grimme 、義大利人Casanova、俄國XXX（沒記到）、波蘭人Botosky（其作品在波蘭翻成波蘭文後出版，然後又從波蘭文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結果發現他當初用法文寫作的手稿，於是2008年又以其原版法文出版。）

法文的地位與盛況，在1789法國大革命後又有所變化。這是第二階段的文學建構過程。這個部分可參考Anderson的書。然後提到拿破崙的歐洲重整，而因此將法國大革命經驗出口到各個地方去。

其實在講法文於十八世紀形成強勢語言時，也分析了當時其他歐陸國家為何無法形成強勢語言，如德國，因為幅員遼闊而無法有效匯聚德語力量。如義大利，地方派系過多，彼此無法妥協，因此也無法凝聚共識。

十九世紀開始，人們對語言的思考開始從民間的角度思考，不再追逐權威賜冠，反而從民間挖掘所謂的才華、天賦（les génies）。開始強調文化是具有特異性的，有其成為知識的權利。關於這部分可參考Anderson頁81（法文版），他講到十九世紀的部分。書中舉了捷克語的例，早期捷克說德語，捷克語是農民使用的語言，後來漸漸透過國家建制的策略性運用，終於完成其國族建制的豐功大業。我們也是這樣在「做」「台語國」的嗎？講台語＝台灣人＝愛台灣＝台灣的國家認同＝可無限追加各種可能想像（可是台語也是閩南話來的？但是在台灣經過一個在地豐富化（enrichir）過程後也就轉化成「台語」！？）

所以我們可以說「認同」論述的建立，實際上一種虛構（fiction）？我問。

正如同傅柯說的，那是一種語言行為 ／表現（une performance），任何一種建立在血液、出身、國家等的認同論述都只是一種「創造」（la création）。教授說。

就好像傅柯說演出（un spectacle），事件是一場表演，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巳參與其中，好像也可以用來說明這種performance。我說。（這裏我好像無法確定教授的performance指的是什麼意思。）

沒錯，論述你要說是一種虛構也行。套句在六八學運首腦龔本弟（Cohn-Bendit）因其德國籍而被載高樂取消其在法居留簽證被遣送回國時（註1），法國學生們喊的口號「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Nous sommes tous des Juifs allemands！）（註2）很棒的一句話！或是像卡夫卡說的「文學製造出民族．．．。」（註3）

聽說其他有些地方遊行示威的比較激烈，和警察產生較大衝突。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很快就不能坐在這裏以上課方式示威。好，我要回學校參加AG（共同集會）你們來嗎？要不，下次原地原時見。教授說。

上完課，我的腦袋像著火一樣，興奮難抑，好像藉由這些東西把之前很多散置各處的零碎記憶突然都給蓋了高鐵、TGV、新幹線這類快連工具，把它們彼此連繫成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網。那些半懂的、不懂的、以為懂了的都被打通通道，全被理解了。火燒頭，只好打文打到四點。

我的新偶像出現了。下次還要來朝拜。

回家途中，突然想到當權力發現人們有掌握真理或知識的能力，以致於無法再以「合理」謊言虛應時，這時暴力便會被權力施用，一種惱羞成怒的反作用力。這是我對教授最後那句話的感覺。原來知識的力量如此之大，看權力施壓程度就可以反應出知識或真理力度。所以這樣一種戶外展演式的「知識力量大」論述，果然有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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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968五月二十二龔本弟被驅逐出境並禁止法簽居留。
Daniel Cohn-Bendit est expulsé et interdit de séjour en France. (Télérama, hors série, Mai 68 l’héritage )

註2：五月二十四支援龔本弟的示威高喊「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工會表示願與政府和商。Manifestation de soutien à Cohn-Bendit : « Nous sommes tous des Juifs allemands ! » Les syndicats se déclarent prêts à négocier avec le gouvernement. (Télérama, hors série, Mai 68 l’héritage )

註3：完整的話查完再來改。另在網頁上找到一篇以卡夫卡為例，談文學與國族關聯的文章，似乎蠻有趣的，裏頭有一些關於文學如何參與國族建構的討論。（裹面一句話：Le travail littéraire apparaît donc comme une série d'activités et d'opérations s'inscrivant dans un espace et permettant à la nation de devenir une réalité et d'exister.）

這同時讓我想到傅柯在《不名譽者》一文裏，曾談到文學如何參與日常生活的描述與建構，而這敍述同時讓權力得以介入，權力參與日常生活規劃與實踐，所以，文學敍述又進一步成為反抗的語言。